一个酸甜苦辣都有的少年时代（下）

 

作者简介   

高锋 曾任中国驻瑞典、塞尔维亚和黑山和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参赞，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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肚子比面子更重要

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，为学校拉煤运砖就成了我们这些男生的差事。出力干活是高家的传统，但挨着饿干活，我就受不了。饥饿像个幽灵一样，每天在我周围徘徊，在诱惑我，威胁我，逼迫我去找出路。这时我想起了小时候在黑石沟的日子，那时虽然也有吃不饱的日子，但不像现在这样天天饥肠辘辘。我的亲戚朋友，特别是小伙伴们，他们现在好吗？他们也像我一样天天挨饿，还是勉强能够吃上饭。我去问爸爸，他说：“不知道，现在很多地方饿死人了，咱们老家是山区，可能更困难。咱就别去给他们添麻烦了。”

在他拒绝写信的情况下，我悄悄地给我大爷写了封信，讲了济南人人挨饿的情况。没想到，他马上托人给父亲回信说，家里别的没有，但地瓜干还能吃饱，他欢迎父亲带着我们回家看看。爸爸立刻和妈妈商量，没想到妈妈坚决不同意 。她说：“离家五年多了，我们没有回去。现在肚子挨饿了，就回家去要饭，这实在没有面子。”爸爸也附和说：“回家总得带点礼物，可现在两手空空，回去怎么见人。”大人想的是面子，我想的是肚子。我天天饿得发疯，哪里顾得上别人怎么说？我可不想为了面子，而牺牲肚子。他们不同意，我就又哭又闹。实在没办法，他们就让步了。

1961年夏天，爸爸出大价钱，买了两盒高价点心和二斤白干，作为给两个伯父的礼物。我带上它们和几件换洗衣服，背着个背包，就急匆匆地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汽车到马站镇时已经过了中午。我饥肠辘辘地走进一家餐馆，花了一块钱，要了一碗面条。面还没煮好，身边就聚集了五六个乞丐，一齐用贪婪的目光盯着我。一个大碗送上来，我用筷子捞下，发现汤里就几根面条和几片菜叶。这时乞丐们也开始动作，似乎马上就要扑过来，连我也一起吃了。我身上一阵发冷，急忙用筷子把面条向嘴里一拨，把碗向桌子上一推，就逃了出去。

为了吃饱饭，五年前我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。现在，为了填饱肚子，我又孤身一人重返故里。民以食为天，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，是那些帝王将相、高官贵人，包括那些吃特供的上层干部们不知道，或者不理解的。街上几个人有气无力地走着，到处都死气沉沉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我不敢与路人说话，就凭着儿时的记忆，急匆匆地向镇外走。

2021年6月，作者夫妇在老家大槐树旁合影

（作者供图）

走进村子后，我感到到处都有些熟悉，一切又很陌生。我摸索着来到了一个有些眼熟的大门前。我推门进去，一个老妇人正好走出房门。我问道：“这是庆志大爷家吗？”老人用手抹几下眼睛后说：“这不是大侄子回来了吗？一晃五年了，你长这么高了，连小时经常抱你的大娘都不认得了？”这一说，我所熟悉的伯母的亲切面容慢慢从她脸上显露出来。我连忙说：“哎呀，忘掉谁，我也不会忘记您老人家啊！”我走上前，抓住老人的双手，看着她憔悴的面庞，心中不由感叹：“这才过几年，大娘就变得如此苍老？”我鼻子直发酸，差点就要眼泪奔流。

老人更止不住眼泪外涌：“自你大哥去年走后，我就天天以泪洗面，现在眼睛都看不清楚了。听你大爷说，你在城里挨饿，我好几天睡不着觉，催着你大爷回信，叫你来家。你大哥走了，我就怕你们几个兄弟，再出什么事。”大堂哥是高家的长门长孙，善良聪明，很得大家喜爱。没想到得了肺结核，19岁就去世了。当时农村缺医少药，老百姓得了病没钱去城里医院，大堂哥英年早逝对大娘打击太大了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大娘让我去二大娘家看看。我把点心和酒送过去后，看了看我小时居住的草房。一间堂屋由小学校用着，我当年居住的那间东屋没人住，年久失修，一副凋零不堪的样子。我回想起幼年住在这里的日子，心里不禁一阵凄凉、一阵惆怅。随后我就跟堂妹上坡去拾草。这里没有煤，更没有天然气，做饭烧水全靠孩子们去拾柴禾，这些我小时也干过，因此并不陌生。

大炼钢铁时，地里的树被砍得一干二净。极目远望除了地里的庄稼还有点绿色之外，到处都是黑乎乎的，光秃秃的，没有什么生气。堂妹告诉我，咱们这个乡多亏有个好书记，前几年没有追风吹牛，没有放卫星，也没有收干老百姓的口粮。附近几个乡的百姓可惨了。干部个个吹大牛，老百姓家家不冒烟。人都饿死了，还让民兵封锁路口，不让出门逃难，说是不能丢共产党的脸。听了她的讲述，我才知道这场饥荒不仅使城里人挨饿，而且对农村带来了更大的打击，许多村庄到了毁灭的边缘。

晚饭后，大爷和堂哥来到我住的小房间聊天。我向他们讲了在济南拔野菜，吃树叶的情况，也说起堂妹告诉我的事情。伯父听后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咱们家是贫农，一直跟着共产党走。淮海打仗时，去送公粮、抬担架，我从来没有落后过。那会儿，你爹在县里当领导，领着我们干。后来互助组，合作社，虽然我心里并不那么情愿，但还是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只是近些年来，咱们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干部们从播种到收割，什么都管。连地翻多深，种什么作物，苗距多大，都容不得咱们说话，好像咱们农民不会种地似的！结果弄得天怒人怨，饿死了许多人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上面有些人总怕咱们富，总怕咱们过好日子？好像富了，就不革命了。这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是读书人，可能比我们明白些。”这些事我这个初中生自然也说不明白，只好摇头不语。

又聊了一会儿，大爷拍拍我的头说：“你也累了，早点睡吧。”但他的话在我头脑中不停地盘旋。“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连这些老贫农也不相信？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肚子东跑西颠？这辈子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”这些问题，对一个刚十五岁的孩子，太难了。思来想去，没有答案，最后我终于进入了梦乡。

在老家两个多月，我天天上坡打草，下田锄地，上井打水，出外推车，脸变黑了，手脚变粗了，恢复了我作为一个农村少年的本色。临走时，亲戚们送我一大袋子地瓜干。从老家回来，我肚子里好过了，情绪稳定了，身体恢复了活力。看到儿子一天天长大，学习成绩也在不断提高，父母可高兴了。爸爸见人就夸我懂事，爱学习，爱劳动，不用大人管，学习成绩就不断提高等。听了父母的称赞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学习更带劲了，很快在班里就进入了前几名。父母对孩子的表扬比责骂更有效，更能起作用，这点我深有体会。1962年夏天，我以总分第25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山东省重点中学——济南一中。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一中离我们家有六里多路，当时公交车很少，也很难赶上。我早上六点多出发，迈开大步，一路小跑，半个多小时赶到学校上早自习。晚上九点晚自习结束后，我一路上坡，到家时大约晚上十点。不管阴天下雨，还是烈日当头，这就是我的日程。

高中课程比初中增加了一倍，几何、代数、物理、化学和英语都是新科目。从一个普通中学到一个重点高中，又增加了这么多新课，我很不适应。几何课，那些直线、曲线和圆弄得我头昏脑胀。物理中的运动、摩擦力和正负电更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上英语时，我那不会打弯的舌头，也让我出尽了洋相。我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让人头疼的，难以理解的东西。

我能上好高中吗？

正当我被新学校、新课程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那当乡长的堂哥来了。听说我现在学习很吃力，心里很苦恼时，他劝解我说：“你初中上得很好，在考进一中的二百名学生中，你总分是前三十名，给我们大家都长了脸。这说明你不笨，而是非常聪明。为什么你能考上高中，现在却上不好高中，只能说明你没找到学好数理化的窍门。人都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知道，你是咱们沂蒙山人，不怕吃苦。如果你再多动动脑子，找找学习的窍门，就能保住前三十名，而且有可能进入前十名，前五名。不信，你就试试。”他的这一番话使我心中豁然开朗。

这时，我意识到要想学习好，光靠拼命是不够的，必须动脑子、想办法。当时，最困难的是英语。我祖祖辈辈没有听说过有外语，更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要学习外语。头几个月学发音，我费了好大气力也没有学好。后面学语法和句子就容易些了，主要是靠死记硬背，这对我不难。我上学来回一个半小时，在路上没事可干。我就找个小本子，把英文单词短语抄在上面。在路上，走一步看一眼，看一眼背一个。来回路上，基本上把新学的词语都背下了。到校后，再稍看下书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我英文考试成绩很快就上来了。

在重点高中这个竞技场上，我开始脱颖而出。（作者供图）

数理化与外语不一样，不能靠死记硬背，得靠理解。但一点不背也不行，对基本概念、定义和定律等一定要背，对这些基本知识只有记熟了才谈得上灵活运用。因此掌握书本上和讲堂上老师讲的主要内容，十分重要。

为了克服上课久后产生的疲劳，我就站起来听讲。这使我心无旁骛，老师所讲内容，当场就能记住绝大部分，下课复习时就能事半功倍。经过刻苦努力，头一年在班上我就进入了中游。高中二年级学校开始组织数理化竞赛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。沂蒙山人不怕吃苦，不甘落后的劲头立刻上来了。

济南是有名的北方火炉，夏天温度经常在40度上下。当时没有电扇，更没有空调，我就提桶凉水，把脚放进去降温。冬天没有暖气，点个煤球炉子，室内温度也不过十度，我就围上被子看书。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，我读了好多参考书，做了数不清的练习题。结果在比较中加强了理解，在练习中掌握了技巧，成绩很快也上来了，不仅在班里进入前列，而且在全校数学、物理和化学竞赛中都进入了前五名。这时，老师和同学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，我当上了三好学生，入了团，后来还当选了班长。

临行前团支部为我送行并合影留念。后排左二是作者。（作者供图）

1965年夏天经过两轮考试，我被高教部选中，去出国留学。我父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儿子会出国留学。妈妈特地用积攒起来的白面包饺子，为我送行。这一年，我十九岁，第一次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父母，开始走进中国和中国之外的世界。

— END —

图文 | 高锋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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